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人类生活中的各类仪式，单单就相关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成果看，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三种主要研究模式。一是功能论模式，以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著名学者为代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研究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先驱，他将丧葬仪式表述为服丧仪式，通过分析土著人服丧时集体呈现出的过激情绪行为，认为丧葬仪式具有凝聚力，强调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作为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则侧重从个体心理角度分析葬礼的功能，他通过分析人类对待死亡时即怀念死者又恐惧尸体的两重心理的研究，揭示了仪式的情感抚慰功能，提出了著的“仪式功能论”。英国学者拉德克里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安达曼岛人的各类仪式，认为丧葬仪式具有调节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仪式功能。二是结构论模式，以列维斯特劳斯、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维克多·特纳等著名学者为代表。作为结构主义杰出代表的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深度建构以丧葬仪式、神话语言等为代表的象征符号系统，指出透过神话与仪式的展示可以了解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法国民俗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丧葬仪式，并将丧礼置于人生礼仪的完整过程中去分析，进而对其内在的结构模式进行探讨。他认为过渡礼仪分为分离仪式、过渡仪式、整合仪式三种，丧礼主要强调一种分离仪式，通过这些过渡礼仪可实现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美国人类学家特纳对仪式的象征结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著作《仪式的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对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围绕仪式所展开的“阂限前旧常状态)一一阂限期(仪式状态)一一阂限后旧常状态)”的过渡是一种“结构一一反结构一一结构”的过渡过程接着，在其《象征之林一一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论文集中，特纳以恩登布人各种仪式为例，对仪式的象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仪式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7]。三是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模式，以格尔茨为代表。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致力于探究文化的深层意义，通过对爪哇岛东部地区一个丧礼的分析，认为应将对仪式行为的探讨转移到对象征符号、意义和思维的文化分析方面，用仪式的象征理论来解释仪式引发人们的习性、影响人们的观念的作用。

    其后的西方学者大都是在以上视角内对丧葬仪式进行的阐释，最近出现了两种对丧葬仪式研究的不同视角。德国历史学家罗美君(Mechthild Leutner)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历史关联，通过对丧葬的实践论分析，突出财产继承和家庭秩序整合在丧葬仪式中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华探C James Watson )通过对广东两个村落的田野调查认为丧礼的执行和组织虽有地方性的差异，但仪式的整体结构是大致相同的，以此提出了他的“文化标准化”理论，并指出丧葬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标准性一致性的动作，而非信仰，标准化的仪式维系了一统的中国文化[yob。但文化标准化理论并没有引发学者的普遍认同，随后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异议，比如孔迈隆(Myron Cohen ) }ll}、马丁(Emily Martin詹森(Elizabeth Johnson) }13},汤姆逊(Stuart Thompson) }14}、华若璧(Rubie Watson) }ls]等都纷纷发文与华探探讨。罗友枝(Evelyn Rawski )结合众多学者的异议总结道:丧葬仪式中标准性一致性的动作固然重要，但是却不能将祖先崇拜的信仰从中分离开来。苏棠棣(DonaldSutton)则针对华探和罗友枝的分歧，提出两个调和的研究策略，一是将表演动作和表述传统有机结合于仪式场景中进行解释;二是借鉴儒家中庸原则，超越仅从信仰和礼仪出发的二分法。